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和军队普遍设有第一副职、第二副职等职位，以明确各副职的职责分工。通常情况下，第一副职负责协助正职处理日常工作。然而，在1954年，中央总干部部设立了两个第一副部长，这在当时显得十分特殊，也引起了不少关注。

总干部部成立于1950年，当时的部长由罗荣桓兼任。第一副部长由来自四野的赖传珠担任，第二副部长则是来自一野的徐立清。总干部部负责的工作非常繁重，涵盖了全军的干部任免，而其中最重要的干部任免工作，由徐立清负责。这一任务的安排，正是因为他为人公正廉洁，深得信任。徐立清在后来的军衔评级中，展现出了他不看重名利的品格。曾有一次，他主动提出降职为副兵团级，但没有得到批准；而另外三次降职为中将时，才得到了同意。他始终坚持用人唯贤的原则，选拔干部时，注重的是他们的能力与品德。

赖传珠与徐立清的年龄差不多，两人都曾担任过兵团政委，职务也类似。但在总干部部的职务排列上，还是取决于两人的资历。赖传珠比徐立清早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就加入了共青团，而徐立清则是在1929年加入红军，1930年才入党。虽然二人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个是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党组织，另一个则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加入，然而两人的经历和贡献都非常卓越。

赖传珠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工作干部，在抗战时期，他从新四军参谋长转任纵队政委、兵团政委等重要职务。最初，他是华中第一纵队的政委，曾与叶飞奉命挺进山东。由于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东北的陆路和水路要道，赖传珠一行被滞留在山东。为了完成任务，他带领部队绕道经过，最终于1947年抵达东北，担任东满独立师政委、6纵政委等职务。如果他没有前往东北，或许会成为华东野战军的一名政工干部。1950年，赖传珠调任总干部部，协助罗荣桓工作，负责总干部部的日常事务。

1954年，由于西南局的调整，6大区和军区被撤销，许多高级干部的职务也随之发生变化。宋任穷，原本是西南局的第一副书记，被罗荣桓调任总干部部担任第一副部长。罗荣桓看中了宋任穷的丰富经验，因此决定将其任命为总干部部的领导。

宋任穷并非从军队出身，抗战时期，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地方建设上。抗战胜利后，他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二纵队政委调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长，负责干部的任用与管理工作，这一职务他一直担任了两三年。直到1948年4月，他才离开组织部，前往豫皖苏军区担任领导职务，全面负责地方工作。宋任穷在接触干部工作方面的经验较早，并且在解放战争期间，已经担任了大区副职。因此，他的资历、职务和能力，使他成为了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最佳人选。 宋任穷的入党时间比赖传珠还要早，抗战期间，他积极参与冀南根据地的建设，担任司令员和政委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他从纵队政委转任中央局组织部长、豫苏皖分局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还兼任华野的第三副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期间，宋任穷虽然在名义上只是大区的副职，但他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不少正职干部。解放后，他担任了大区的第一副书记，职务高于许多省部级干部，显示了他的领导地位。 当时军队正处于评定军衔的关键时期，工作量极大。为了有效分配任务，总干部部决定加强领导，甘渭汉被调任为副部长，排在徐立清之后。这也体现了宋任穷的资历和职务重要性，他的加入无疑为总干部部的工作增添了新的力量。 由于宋任穷的资历更高，职务也较为显赫，尽管他是最后调任总干部部的，但将他安排在赖传珠前面，是合乎情理的。这样做既解决了两位副部长的职务问题，也让赖传珠作为工作较早的副部长，继续维持他的位置。但最终，宋任穷在担任总干部部的第一副部长两年后，主动请求调离，原本要求到地质战线工作，但最终被派往负责原子能工业的工作。1960年，宋任穷被调任东北局，负责三省的工作，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地方大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