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1月，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在上海成立了中央银行。 在此之前，国民党早在1924年就在广州、1926年在汉口设立过中央银行，但这些银行与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并无直接关系。 中央银行的总行设在上海，抗战爆发后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了上海，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央银行被中国人民银行接管。 中央银行采用总行制，其下设三个业务单位：业务局、发行局和国库局。此外，还有五个管理部门：秘书处、稽核处、经济研究处、会计处和人事处。 总行的局和处是平级关系，均有较大的权力，可以直接发布指示，处理相关事务。 1935年，中央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最初仍是中央银行下属的一个局。到了1946年，信托局独立成单位，但依然受中央银行的控制，理事会主席由中央银行总裁担任。 中央银行的领导结构为总裁一人，兼任理事会主席。副总裁有一到两名，协助总裁处理事务。 此外，中央银行设有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由九名理事组成，其中包括实业界、商界和银行界各一名，常务理事五人。监事会由七名成员组成，包括实业界、商界和银行界各两名，审计机关一名。监事会主席由监事选举产生。 中央银行在各省会和重要经济中心设有分行，总数接近70家。分行为一等、二等和三等行，其中总行直接控制一等分行和部分二等分行，三等分行由一等分行管理，主要负责收税和军政款项的汇兑。 中央银行与财政部是平级的。在宋子文和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期间，财政部长兼任中央银行总裁。抗战胜利后，财政部长不再兼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 财政部负责金融行政事务，而中央银行负责具体的业务经营、资金调配、外汇管理和金融市场监督。 中央银行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等专业银行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但在资金调剂、业务代理等方面，专业银行需依赖中央银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银行也开始在财政部的授权下，检查和干预其他银行的业务和账务。 从1928年到1937年，中央银行逐步扩展了其业务和实力。1928年6月，国民党召开全国经济会议，7月又召开全国财政会议。这些会议由经济学者和工商界人士参与，制定了财政金融和货币改革的方案。 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在这些会议后，开始筹建中央银行并担任第一任总裁。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仍然是国内银行业的巨头，中央银行的力量远远不及它们。以发行钞券为例，1928年底，中国银行发行了1亿7000万元，交通银行为6800万元，而中央银行只有1100万元。 1928年以后，中央银行通过代理国库、发行公债、控制外汇和黄金等特权，逐步发展壮大。国民党还通过改革增强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实力，将它们纳入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成为了两个专业银行。 为了摆脱白银价格波动对货币的影响，国民政府实施了法币政策，废除了银本位制，并邀请外国专家来华协助金融改革。 1931年，甘末尔委员会提出了货币改革方案，主张实行金本位制，但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实施这一制度的条件。接着，1935年英国财政部首席顾问李滋罗斯也来到中国，协助法币改革。 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的货币和金融体系逐渐趋于统一。到1936年底，中央银行的发行总额增加到3亿4000万元，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发行额分别为4亿6000万元和3亿元。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银行总行迁往重庆。当时，中央银行尽管已有一定发展，但仍无法与中国银行相比。因此，中央银行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中国农民银行联合成立了四联总处，并以蒋介石名义，任命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为四联总处主席，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的影响力。 1942年7月，四联总处通过集中发行政策，确定中央银行为唯一的法币发行银行，所有法币及其准备金——外汇和黄金，都由中央银行集中管理。 到1942年6月底，法币的发行总额达到249亿元，到1944年底，法币的发行额已达到1890亿元。中央银行在战时不仅掌控了发行权，还集中管理了外汇和黄金储备。 到抗战结束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已达到8亿多美元，黄金储备为600万两，相当于80亿美元的购买力。 1945年到1949年期间，中央银行继续经历了多次领导更替。1946年3月1日，贝淞荪接任总裁，并根据最高委员会的决议开放外汇市场，设定法币外汇市价为1美元兑2020法币。然而，这个汇率与当时上海黑市的汇率几乎持平，导致物价飞涨，政府不得不抛售黄金来稳定市场。 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中央银行累计抛售了3亿5400万元美元外汇和350万两黄金，造成了蒋介石政府的财政压力，最终导致宋子文和贝淞荪下台。 1947年3月，张公权继任总裁，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金融家，与江浙财阀的领导人关系密切。张公权上任后，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金融管制措施，但无法挽回中央银行的衰退。 到1948年8月，法币的发行额达到了663万亿，接着金圆券开始发行，兑换率为法币300万元兑换1金圆券。金圆券的贬值比法币更加严重，最终导致了巨大的通货膨胀。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前，金圆券的发行额已经达到了67.9万亿元，成为当时中国金融史上的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