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书中，有一句话评价主人公方鸿渐，你是一个好人，但全无用处。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许多历史上的官员。无论朝代如何变化，历代选拔人才的方式各异，但德和才始终是评判的关键标准。只有德才兼备，才算得上是有能力的官员。然而，清官往往因能力不足而被称为清官，他们可能是真正缺乏能力，或者借清官的名号为自己辩护。在清朝雍正年间，雍正皇帝对人才的选拔有着独特的见解，他大胆提拔了大量来自基层的官员，这些人有能力，但在德行方面却有所欠缺。通过雍正的选官标准，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在用人方面的变化。

在历朝历代，对于德与才哪个更重要的争论从未停止。双方各自辩论，难分高下。但总体来看，重视德行的一方更为强大。北宋著名政治家司马光就曾说过：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他认为，朝廷中如果有一些无能的清官，总比有才而贪的官员好。这种观点实际上来源于儒家仁义的思想，很多儒家知识分子也认同才德应当以德为先。

然而，雍正时期的选官标准与以往大为不同。他不再单纯把德行放在第一位，而是将才能置于德行之前，重点选拔能干的官员。这并不是说雍正完全忽视德行，他同样认为官员应当保持清廉正直，但他不容忍那些借清官名号却无所作为的官员。在雍正的选拔标准中，德才兼备是最高要求，但他最痛恨那些只会通过沽名钓誉，却不干实事的官员。像李卫、田文镜这些在雍正时期得到重用的官员，他们在德行上并非完全好人，田文镜甚至被称为酷吏，但这丝毫不影响雍正对他们的重用与信任。

雍正有着自己独特的选官标准，这使得他必须具备一双识人和任人唯贤的慧眼，否则就会出现选拔无德无能官员的情况。雍正本身以勤政著称，每当有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赴任时，他都会亲自接见，并在短短几分钟内判断出此人的真正能力。雍正不相信市井舆论，他认为很多关于官员的评价，尤其是清官或贪官的标签，往往是外界为了某些目的而人为制造的。例如，一些能干的官员，因为处理地方事务触动了当地的利益集团，往往会被抹黑，反而声名狼藉。雍正认为，盲目听信他人的评价，无法真实发现那些有能力的官员。

雍正的选官标准受到了其父康熙皇帝的影响。康熙时期，江苏巡抚张伯行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然而，他与其上司噶礼之间，却互相参奏，指责对方贪污腐败。尽管噶礼确实有贪污行为，但张伯行弹劾他的证据并不充分。康熙虽然表面上对张伯行的清廉表示赞赏，但私下里却多次批评他，认为虽然张伯行清廉，但办事没有能力，导致省政府事务混乱，无法有效地处理案件。康熙认为，地方官员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解决民生问题，而不是单纯为了清廉的名声而不作为。

与康熙不同，雍正则更加强调实际能力。他对于清官十分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人缺乏治理地方的能力，无法为国家和民众带来实质性改善。因此，雍正时期的地方大员，很多都采取了武健严酷的治理风格，这与康熙时期的官员截然不同。雍正只关心官员是否能够行事、能否为民众谋福利，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的清廉名声。

雍正虽然只在位13年，但他却深刻影响了大清朝的历史发展。他的许多政策为大清的稳定奠定了基础，雍正时期的选官标准也成为后来的帝王用人的模板。乾隆继位后，曾有御史批评雍正朝的用人政策，认为过分强调才能会导致一些贪官上位。但乾隆并没有改变这一用人方针，虽然他也重视官员的品行操守，但他在任期内提拔的封疆大吏，依然多数是能干的能吏而非纯粹的清官。比如和珅，他虽然贪污腐化，但因其出色的行政能力和精明的管理才干，依然获得了乾隆的宠信，成为清朝历史上最著名的能吏。

总结来说，清朝历代帝王对清官普遍不感冒。到了雍正时代，他彻底将才能视为选拔官员的首要标准，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清朝灭亡。如今，虽然德才兼备依然是官员选拔的最佳标准，但在现实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官员依然很少。因此，在当今社会，如何平衡德与才，依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当前反腐败是国家的重点，而无论官员多么有才能，都不能超越德和法的底线，这也是今天政府与古代政府的最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