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得好：“不想当司机的裁缝不是好厨子”。人生中的职业选择往往充满了意外，很多人由于利益和机遇的交织，可能会从事自己最初没有想到的工作。例如，有的阿拉伯语教师竟然转行当了主持人，某个厨师还成为了东欧雇佣兵的头目。这些转变背后，往往与各自的机会和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在民国时期，许多有抱负的海军将领纷纷“下海”，与陆军争抢地盘。

任何地方都不缺“江湖”，有军种区分的国家，往往也会出现海军和陆军的矛盾冲突。在许多国家，海军和陆军的军费常常相差悬殊，像日本和美国，海军得到的军费支持常常高于陆军。然而，民国的海军却屡屡被陆军压得喘不过气，连和陆军交谈的底气都没有。比如在1913年，民国的陆军就拿到了1亿6377万银元的军费（这是中央政府拨款的部分，地方军阀的支出不算），而海军的军费仅有700万银元出头。就算加上两者的总额，也仅仅是当年中国军费的总和的一部分。在北洋政府时期，民国海军最多也只有1700万银元的军费，仍然不足陆军的十分之一。在北洋时期，除了装备采购的花费外，北京的海军部每个月的经费也只有40万银元，很多时候由于北洋政府财政紧张，海军部的款项还经常被拖欠。

民国的海军将领们也有自己的独特爱好，许多福建籍的海军官员延续了北洋水师的传统，经常在下午喝茶、吃洋糕，这些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此外，像刘冠雄等海军将领还喜欢亲自去秦淮河、八大胡同教“小姐姐”外语，烧钱的能力可一点不比陆军将领差。民国的海军将领不像日本海军那样，能通过军备回扣来“可持续发展”（比如日本海军爆发过著名的西门子案），他们只能从陆地上寻找方法来增加资金来源。

民国海军有两大赚钱方式：一是收受陆军军阀的钱，谁愿意出钱就和谁合作，所以民国时期海军的舰船常常在不同的军阀之间跳槽；另一种方式就是海军自己下海、上陆，带领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抢占地盘，自己当地方的“老板”。例如，海军总长程璧光曾带着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参与护法战争。民国海军第一舰队曾是由清末的巡洋舰队改编而成，实力远超由长江防舰改编的第二舰队，拥有一艘巡洋舰（海圻号）、三艘驱逐舰（“飞鹰”、“同安”和“豫章”号）、三艘炮艇，加上之前投靠广东政府的“海琛号”、“肇和号”巡洋舰，以及“永翔号”、“楚豫号”两艘炮艇。民国海军的近半舰艇最终都投靠了护法政府。

这些舰船的火力相当强大，总共拥有超过百门火炮，尤其是海圻号上的两门203毫米“大炮”和十门120毫米副炮，足以让南方的陆军部队胆寒。直到陈济棠时代，广东省的陆军只有一个炮兵团（尽管步兵师里也有一些炮兵，但数量零散），而南下的海军的百余门火炮再加上“省长亲军”的20营兵力（后来归陈炯明管辖），这足以在两广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力。

由于程璧光的海军火力强大，孙中山等人建议他担任广东督军，并将“省长亲军”交给他与陈炯明共同管理（但权力更倾向于陈炯明）。这标志着民国海军首次介入政治，程璧光通过海军的力量占领了年收入超过2000万银元的广东。

然而，桂系的军阀不敢直接与程璧光的海军对抗，只能选择暗杀他。程璧光的成功并非个例，曾任海军总长的刘冠雄也抛掉海军军服，带领北洋陆军夺取福建。早在1913年，刘冠雄就利用海军运输舰将北洋第12师（该师的指挥官是周荫人）运往福建，帮助北洋政府渗透到福建，因此他被袁世凯任命为福建都督，尝到了在陆地上称霸的甜头。当刘冠雄后来被调任海军总长时，他的部下李厚基就以镇守使的身份统领福建的军事。

在这些前辈的榜样作用下，1922年末，民国海军在福建闹出了大新闻。在徐树铮发动的福建之乱中，海军抓捕了李厚基，并将他的上司萨镇冰推上了福建省长的位置。民国海军开始视福建为自己的地盘，海军的舰队与北洋军的第四师因厦门问题爆发激烈冲突。尽管杨树庄（他有一位名叫谢的作家表姨）在与北洋军交战时未能取胜，但他最终以高额支付的方式让北洋军撤离。接下来的几年里，民国海军把厦门及周边地区作为自己的“领土”，不仅强迫当地农民种植鸦片，还镇压了当地的农民起义，开创了海军的新业务。

此外，民国海军中也有一些成名的军阀人物，如广东海军的代表陈策和东北海军出身的沈鸿烈。陈策曾占据海南，沈鸿烈则担任过山东省政府主席和省保安司令，都是一方的地方军阀。他们在这些地区的收入每年可达数百万银元，比起在海军总部担任将领轻松得多。民国海军与日本海军的对抗能力不大，但在陆地上抢占地盘、进行政治投机的胆量却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