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期肺腺癌的漫长战线中，能够跨越8年治疗维度的患者已属少数；而当病情演变为“三代TKI耐药”合并“脑膜转移”时，往往意味着治疗方案的枯竭与生命的倒计时。然而，随着双特异性抗体等精准医疗武器的出现，绝境之中亦有生机。
近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李峻岭教授通过一例典型的“逆转”病例，深度解析了双抗联合方案如何攻克多线耐药难关，为长生存患者指明方向。
01
当抗癌之路遭遇“脑膜转移”：
8年奋斗面临终极考验
觅健科普君：李教授，这位患者当时的情况有多危急？请您为我们回顾一下。
李峻岭教授
这位患者是57岁的女性，2017年6月确诊右肺下叶腺癌伴胸膜转移，幸运的是基因检测提示存在EGFR 19 外显子缺失的驱动基因突变。由于基因检测需要一定周期，病理结果明确后我们先为她启动化疗，待基因检测结果回报后，便及时转为靶向治疗。
此后八年多的治疗历程中，她接受了多程综合干预，几乎覆盖了各类主流治疗手段：靶向药从第一代、第二代逐步升级至第三代，期间还联合抗血管靶向治疗；化疗方面尝试了多种核心药物，也开展过化疗与免疫的联合治疗，始终在为控制病情持续探索。
然而，治疗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七个月前患者出现脑膜转移，我们随即调整为靶向联合治疗方案，但其病情仍逐渐陷入“绝境”—— 三代EGFR TKI耐药后合并脑膜转移。这一情况之所以棘手，核心源于三重关键挑战：首先，脑膜转移本身就是肺癌转移中极具治疗难度的类型，血脑屏障的存在会阻碍多数药物穿透，导致治疗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其次，患者历经八年多的多程治疗，身体储备能力已明显下降，骨髓功能受损，对后续治疗的耐受性大幅降低，相当于走到了治疗选择的“十字路口”，每一步决策都需格外谨慎；更关键的是，三代EGFR TKI耐药后的机制呈现“碎片化”特点，可能涉及MET扩增、继发性EGFR突变（如C797S）等多种类型，常规治疗方案已基本用尽，可选药物本就十分有限，且大多属于医保目录外的高价药物。
多重困境叠加下，患者不仅面临着极高的疾病进展风险， 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还承受着不小的经济压力，属于临床中典型的高危中的高危病例。
觅健科普君：面对多线耐药后的这些核心难点，您有哪些实用的应对策略？
李峻岭教授
针对多线耐药患者的治疗困境，我们在临床实践中总结出了三大应对原则，为治疗指明方向：
首先，要高度重视耐药后的分子检测，及时明确耐药机制。分子检测是精准治疗的关键前提，即便只是肿瘤标志物出现异常升高，但影像学尚未显示明显变化时，也应积极主动地进行活检或脑脊液检查。通过这些检查手段，能够尽早发现耐药的具体原因，避免因延误检测而错失最佳治疗时机。
其次，要精准把握治疗时机，尽早使用新型药物。像埃万妥单抗这类新型药物，应尽早纳入治疗方案。对于身体条件较好、肿瘤负荷较小、重要脏器转移较少的患者，尽早使用新型药物往往能取得更为显著的疗效。
最后，要坚持个体化联合治疗策略。在制定治疗方案时，需要综合考量患者的转移部位、身体状态、经济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合理搭配全身治疗与局部治疗手段，力求实现疗效最大化、损伤最小化，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更有效的治疗。
02
另辟蹊径：双抗方案精准攻坚，
8年抗癌患者获PR疗效
觅健科普君：面对多线耐药伴有多部委转移的双重难题，您为何选择了埃万妥单抗为核心的联合方案？它的独特优势是什么？
李峻岭教授
面对这一困境，埃万妥单抗这款新型双抗药物成为了破局的关键选择。EGFR突变肺癌属于免疫冷肿瘤，化疗联合免疫的治疗效果往往不尽理想，而埃万妥单抗的问世，恰好为三代TKI耐药患者开辟了新的治疗路径。
其核心优势源于独特的作用机制：不同于传统EGFR-TKI作用于细胞内酪氨酸激酶结构域，埃万妥单抗能够与EGFR和MET受体的胞外结合域精准结合。这种胞外作用模式可直接突破三代EGFR TKI的耐药突变限制，尤其对MET扩增、继发性EGFR突变等常见耐药机制均能发挥抑制作用，相当于为肿瘤筑起了 “双重靶点防线”。
患者用药前后病灶对比
（四张图分别为左侧治疗前，右侧治疗后）
更为重要的是，它在颅内转移患者的治疗中展现出优异疗效。全球性的MARIPOSA-2研究数据[1]为此提供了坚实的临床依据：与单纯化疗相比， 埃万妥单抗联合化疗使总体人群的客观缓解率（ORR）提升至1.8倍，亚洲亚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更是长达10.3个月，显著降低了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
目前该方案已被NCCN指南列为颅内进展的优先推荐方案，这也是其成为该类患者治疗关键选择的重要原因。
觅健科普君：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您和团队制定了怎样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制定过程中重点考量了哪些因素？
李峻岭教授
我们最终制定了“全身+局部”的个体化联合方案：全身治疗采用埃万妥单抗联合三代EGFR TKI，同时配合化疗药物进行鞘内注射，专门针对脑膜转移进行局部治疗。
制定方案时，我们重点考量了三个核心因素：
一是患者的耐受性，由于她此前接受过多线治疗，身体条件较弱，初始给药时我们较为谨慎，从1050mg开始，先少量递增，后续根据疗效和耐受性调整至1400mg；
二是不良反应风险，我们严格进行预处理，预防性使用激素、抗生素和抗凝药物，以降低输液反应、皮疹、血栓等不良反应；
三是治疗的针对性，既要通过双抗联合覆盖耐药机制，又要通过鞘内注射直击脑膜转移病灶，实现“全身控瘤+局部攻坚”的双重目标。
觅健科普君：这份方案的治疗效果如何？有没有带来令人振奋的结果？
李峻岭教授
治疗效果非常令人欣慰。 2025年12月30日的疗效评估显示，患者达到了部分缓解（PR）。对于多程治疗后合并脑膜转移的晚期肺腺癌患者而言，这是一份振奋人心的结果，不仅验证了埃万妥单抗联合方案的临床价值，也证明了精准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
图片来源：患者用药前后病灶对比
03
身心共筑抗癌力：从心态调节到不良反应管理
觅健科普君：这例患者能坚持8年治疗并取得良好效果，除了精准的方案，心态调节和医患配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对于治疗中的不良反应，该如何科学管理？
李峻岭教授
长期抗癌不仅是对治疗方案的考验，更是对患者心态和医患配合的挑战。这例患者的成功，与她积极的心态和高效的医患沟通密不可分。
在这位患者的治疗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种良性互动：她从最初的恐惧与被动，逐渐转变为主动参与、理性面对的“战友”。这种转变，源于我们医患之间建立的深度信任与透明沟通。例如，在治疗一开始，我们就会坦诚沟通： 靶向治疗出现耐药是疾病发展的自然过程之一，并提前告诉患者针对不同情况后续我们都有可以应用的治疗方案。这相当于为患者绘制了一份“治疗地图”，即使途中遇到波折，也知道方向所在，从而避免了因未知而产生的巨大恐慌。
对于不良反应的管理，“防大于治”与“坦然面对”同样重要。以这位患者出现的发热为例，我们会在治疗前就进行充分沟通，说明这是可能发生且通常可控的现象，同时通过调整输注速度、规范使用预处理药物等标准化流程来主动降低风险。 当患者理解了原理、看到了预案，焦虑自然减少，治疗依从性也随之提高，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觅健科普君：基于您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长期抗癌的患者，在心态调节方面能否分享一些具体的建议？
李峻岭教授
1.重视情绪疏导，家属要多陪伴、多倾听患者的倾诉，不要让患者独自承担压力；如果情绪问题比较严重， 必要时可以借助精神科医生进行专业干预，缓解焦虑抑郁情绪；
2.鼓励患者适当进行体能锻炼，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这不仅能增强体质、提高治疗耐受性，也能转移注意力，缓解心理压力；
图片来源：摄图网
3. 传递“慢性病管理”理念，让患者认识到晚期肺癌并非绝症，通过规范治疗可以实现长期带瘤生存，消除不必要的恐惧，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治疗。
觅健科普君：最后，针对这例患者以及广大正在抗癌路上的战友们，您有什么寄语想送给他们？
李峻岭教授
首先，非常感谢这例患者和家属的信任与配合，正是这份积极的求生欲望和对治疗的充分配合，让我们能够一起战胜一个又一个难关。
同时，也想对所有抗癌患者说：如今，肺癌的耐药机制研究越来越深入，新药物不断涌现，像埃万妥单抗这样的新型双抗药物，正在为多线耐药患者打开新的希望之门。只要坚持规范治疗，相信就一定能等到更多有效方案，实现更高质量的生存。
抗癌之路虽难，但医患同心、坚持到底，就一定能看到希望的曙光。随着新型治疗药物的不断迭代和诊疗策略的持续优化， 晚期肺腺癌患者的抗癌之路必将越走越宽，长期生存的梦想正在逐步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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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介绍
李峻岭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教授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 博士生导师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会员
北京肿瘤防治研究会转化医学分委会 首任主任委员
2011年被遴选为首批北京健康科普专家
主要从事肺癌的内科诊疗，包括化疗、靶向及免疫治疗。擅长解决临床具体问题，倡导对肺癌患者治疗中的全方位照护。
关注肺癌真实世界的临床研究及转化医学研究，在该领域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8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