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1月，杭州的一间会议室里，毛泽东主席正在主持召开一场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接近尾声时，毛主席突然提到一个话题——中苏关系。他特别强调，这个话题大家听听就好，千万不要做记录。正在这时，会议室里忽然响起一个声音：还有录音呢，要不要录？说话的正是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他显然是在请示和提醒大家是否继续录音。毛主席一听，顿时感到有些意外，几乎是大声吼道：谁让录的，搞这个干什么？声音里透着不满。

当时在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指示停止录音。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听到指令后，迅速跑去关掉了录音机。处理好这一切后，毛主席才继续开始讲下去。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杨尚昆想趁机向毛主席解释，但毛主席只是随意挥了挥手，示意不必多说。许多人以为这一切就这样过去了，然而后续的发展却出乎意料。

事发后，办公厅的机要室同志们心里并没有太多疑虑，他们认为毛主席发火不过是因为觉得中苏关系的话题不需要保密，因此才做出了反应。大家认为毛主席应该是理解录音工作的重要性，也没有过多追究。时间到了1961年，毛主席开始乘火车外出视察。由于需要与各地的领导进行交流，机要室依然在火车上安装了录音设备和线路。然而，这次电线却从地毯下露了出来。毛主席发现后，再次大为光火，严厉批评了这种不严谨的做法，录音问题再次引起了中央书记处的关注。

事实上，毛主席之所以在讲话时要求录音，显然是为了便于日后整理讲话内容，确保毛主席的原话能够被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避免出现偏差或错误，这对党史的整理和档案工作至关重要。为了确保工作顺利进行，机要室中的叶子龙，作为毛主席的秘书，多次向杨尚昆汇报录音的相关问题。杨尚昆也在专门请示了周恩来之后，购买了设备并培训了专职录音员。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一度感到这项技术十分新奇，看到大家摆弄设备时，甚至主动提出让录音员来录音，尤其是对于一些重要的讲话，毛主席有时担心自己的湖南话听不清楚。可是，当谈及一些敏感话题时，毛主席对录音又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感，甚至明确表示不希望做任何记录，这让机要室的工作人员感到颇为困惑。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他们依旧坚持着录音的原则，认为能录比漏录要好。

然而，毛主席两次大发雷霆后，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杨尚昆及时向毛主席做了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下属，另一方面也是想强调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第二次毛主席发火之后，周恩来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思，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没有明确的制度或原则来规定哪些情况可以录音，哪些情况不能录音。为此，中央书记处专门出台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并对杨尚昆等人的工作失误进行了批评。有的领导人认为这件事相当严重，甚至将叶子龙调离毛主席身边，安排他在北京市担任了其他职务。 看似平息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再度翻了出来。当时，上上下下都在强调阶级斗争，甚至连这种与工作相关的录音问题也被引申为政治问题。很快，这件事被放大，不仅仅涉及杨尚昆，甚至有些人将其称作窃听器事件，这使得杨尚昆难以辩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原本简单的录音问题被彻底曲解为杨尚昆盗窃党的机密。与此同时，叶子龙也因为窃听事件而被审查了整整七年。 然而，毛主席始终知道，大家并没有恶意。对于这些下属的忠诚，他从未怀疑过。毛主席认为，他们的错误并非出于不忠，而是因为没有掌握清晰的工作原则，加上日常请示不够，才导致了这场风波。所以，毛主席晚年时，首先为叶子龙解除了冤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一系列政治局面的调整，曾经风头一时无两的窃听事件终于真相大白，涉及人员也得到了平反。通过这一事件，大家吸取了宝贵的教训。首先，重大事件的确需要保持机密，这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其次，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有时结果却未必如愿，所以做事前要三思而行；最后，在处理复杂事务时，尤其是那些难以操作的环节，必须有明确的制度和细则，若难以把握，最好及时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