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某个秋日，父亲从农村老家启程，去宁波精神病院看望祖父的大妹，他的大姑。那是一个阴沉的清晨，天光微亮，一路上，他沉默寡言，神情低落，仿佛被什么压住了心事，又像在倾听某种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的回响。那时他正当壮年，在所有堂表兄弟中年纪最长，是家里公认的主心骨，肩上扛着整个家族的体面与责任。

大姑婆50余岁，那年春天，因爱人意外离世，受到了巨大刺激，对人时而狂笑、时而咒骂，精神出现崩溃，最终住进了精神病院。在这个家族中，她是第一个接受精神治疗的人。在医院里，她每天都要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和镇定剂，并有儿女照看，为她洗浴喂食。她曾是那个在灶台边哼着小曲、给孩子们做饭的慈祥长辈，如今却只能坐在床边，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的梧桐树。

大姑婆被诊断为精神疾病这件事，父亲一直无法接受。长年以来，他一直孤身作战，到了医院他试图说服医生——大姑只是伤心过度，心智迟早会恢复，这病不过是一时的错乱，是情绪的暂时失控。他不信什么“精神疾病”的说法，更不愿承认家族中真的有人“疯了”。他之前来过两次医院探望，每次都在病房门外站许久，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门框，盼着能看见大姑婆安安稳稳地坐在里面，像从前一样缝补衣裳、泡茶待客，过着平常的日子。他甚至幻想，她只是在演一场戏，等众人散去，她便会起身，笑着说：“我好了。”

除了对长辈的慈爱，实际上，还有别的原因促使父亲数次前往精神病院。大姑婆并不是这个家族中唯一深陷精神障碍的人。二十年前，他的父亲也饱受心智涣散之苦。狂躁、阴郁在这个家族代代相传，而父亲之所以如此难以面对大姑的病症，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他的疑惧——也许这种疾病像某种毒素一样，也埋藏在他和他的姊妹、子女的躯体之中。他不敢深想，却又无法回避。

看着坐在病床上因吃了药物而略显木讷的大姑，父亲的心里却想起来二十年前。那时，整个家族被“精神病”三个字压得喘不过气，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1962年的某个夏日，30余岁的祖父突然变了模样，像是脑子里哪根弦断了，又像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攫住。他的情绪变得极不稳定，一点好事就能让他笑出声，仿佛天降喜事；一点坏事又让他几天不吃不喝，蜷缩在角落，像被世界抛弃。到了夜里，情绪起伏更厉害，忽高忽低，像风里的火苗，谁也捉摸不定。

那时候，农村缺医少药，大医院都在城里，普通人得了病，只能熬着、扛着，听天由命。精神上的病更没人懂，也没人敢提。“精神病”三个字，像一块脏布，被人悄悄藏起来，连说出口都怕沾上霉气。村里人不说“病”，只说“疯了”“傻了”，把人关在屋里，锁在阁楼，当看不见。有人骂他们是“疯子”“傻子”，对他们缩在墙角的哭喊，充耳不闻，甚至以取笑为乐。那时，连“理解”这个词都不存在，更别提“治疗”或“共情”了。

从那个夏日起，祖父的命运和生活轨迹便发生了彻底改变。除了遭受外人的指指点点，他还要面对子女的误解和责难。那时的父亲强烈地感受到，他受制于上一代留下的未完成之事和未解之谜，说不清，道不明，于是将一股脑的愤怒撒向了乱了心智的祖父。家里出了个“疯子”，对亲人来说，是说不出口的痛，是家族的污点，是饭桌上突然沉默的理由。可血缘又割不断，于是爱与怨混在一起，成了日复一日的责骂。除了疼他如命的曾祖母，祖母和小姑也渐渐习惯用吼叫和冷眼对待这个“不正常”的亲人，仿佛只要足够冷漠，就能把“疯”这个字从家族中抹去。

就这样，“疯”了的祖父没有得到过任何治疗，反而承受了数不清的羞辱和讥笑。起初，他仍住在家里，三代人挤在一个屋檐下，可他逐渐像个影子，存在却没人真正在意。近六年光景，他靠着曾祖母的照应，勉强留在这个家。白天，他跟着下地干活，一边低头锄地，一边自言自语，嘴里念着谁也听不懂的话；夜里，一旦被幻觉惊醒，曾祖母就坐在他身边，像哄孩子一样轻声安抚，把手贴在他额头上。她是他的看护，是他的依靠，是他唯一敢信任的人。最重要的是，她公开地守护着他，像守护一个尚未痊愈的孩子。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