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观看抗日剧时，最常见的道具就是步枪和轻重机枪了。其实，这与当时真实的抗战历史相符。在那个时期，我国军队的主力武器就是这些。至于炮兵方面，国军的山野榴炮并不多，主要装备给了独立的炮兵部队。步兵师级的队属炮兵中，只有少数部队配有山炮，大多数都是迫击炮。团级以下的部队，装备最好的炮基本就是迫击炮，而且即使是满编，也只有6门。而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火炮的数量就更少了，山炮几乎只配备在总部或军区一级，迫击炮也仅仅是主力团才有，且数量往往只有一两门，炮弹更是极为紧缺。

与各种炮类相比，我国军队在枪械方面的配备相对较好，因此步枪和轻重机枪成了最常见的装备。在大多数部队中，机枪是主要的火力支援武器，尤其是重机枪被视为重要的火力保障。然而，抗战的困难绝非口头上说说那么简单，即便是重机枪，也并不能随便配备。通常，一支部队拥有多少挺重机枪，成了衡量其装备和战斗力的重要标准。在这方面，国军的兵工厂能够自制重机枪，同时也能从外部进口，所以在重机枪的供应上，相对来说情况较好。根据当时的编制，大多数部队的重机枪都配备在步兵营一级，一个营的机枪连装备6挺重机枪。因此，一个步兵团通常会配备18挺重机枪，一个步兵师（三团制）则有54挺重机枪。如果真能按照编制发放重机枪，那么一个步兵师的重机枪数量，大约相当于日军五六个步兵大队的重机枪装备。单从纸面数据来看，这个情况并不算差。

然而，国军内部存在着许多派系，嫡系部队与各类杂牌军之间也常常发生矛盾，尤其是在军事装备的分配上，实际情况非常复杂。这使得一些嫡系部队的装备超编，而一些杂牌部队则装备不足。为了确保装备的供应，常常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第119师在1939年点验部队时就出现了极端的情况，全师竟然只配备了9挺重机枪。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点验的其他部队中，第119师的官兵总数超过了一万人，兵力规模庞大，但重机枪的装备却远远不足。

与此相比，日军一个步兵大队的机枪中队装备8到12挺重机枪。第119师兵力达到上万人，但其重机枪数量仅相当于日军千人左右的步兵大队装备数，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按照正常编制，第119师应该装备54挺重机枪，为什么实际装备只有六分之一呢？要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看一下第119师的背景。该师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刘汝明的部队（独立第29和第31旅）合并而成的，属于原第29军系统的扩编部队。刘汝明是西北军的一个山头人物，在蒋介石看来，他的部队属于典型的杂牌军。而刘汝明的部队恰恰就是缺乏重机枪的那类部队。

据刘汝明回忆，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第29军军部收走了该部步兵团的重机枪，并用轻机枪连代替。而根据当时第29军的编制，重机枪是配备在师级机关枪营中的，每个营只有24挺重机枪。尽管刘汝明尽力保留了一些重机枪，但全军几万人总共也只有40多挺。刘汝明对换枪的事情一直心存不满，并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到：轻机枪无法压制敌人的重机枪，射程和威力相差甚远。在1937年的张家口战役中，他就亲眼看到自己的营长因与敌军重机枪对射而阵亡。该部队南下后扩编为第68军，编制上走了国军的统一模式，但武器装备的补充却非常缓慢，特别是在重机枪和迫击炮方面。

第68军并非蒋介石嫡系部队，甚至在嫡系部队看来，它属于不太听话的杂牌军，因此在武器补充上并不迅速。特别是新编的第143师作为主力，重机枪主要分配给了该师；而第119师则因为是由两个独立旅合并而成，重机枪的配备自然较少。而且，第68军除了这两个主力师外，还有其他直属部队和独立旅，因此实际分配的重机枪就更加有限。由于这一系列原因，第119师的重机枪装备数量难以满足编制需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第68军的内部统计显示，除了第119师外，其他部队的重机枪装备也不理想。例如，第143师仅报出了14挺重机枪，这样两个师合计只有23挺重机枪。然而，在第68军的自我统计中，军中装备的重机枪总数却是58挺。虽然此数据并不完全可靠，但它显示出，第68军的重机枪分配仍然存在问题。 通过这种情况可以看出，第68军的点验报告并不完全准确，可能是有意上报较少的重机枪数量。刘汝明对这种情况非常熟悉，他的经验使得部队能够在随后的整训中得到一定数量的重机枪，虽然仍然无法满足编制要求，但比起之前的情况，至少有所改进。然而，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也使得上级无法准确掌握第68军的实际实力，进而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这种派系矛盾和装备不平衡，实际上对作战效果产生了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