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随着血管介入技术和工程的迅猛发展，支架、人工血管与组织工程不断拓宽着血管治疗的边界。

在这样的语境下，时常会听到一种观点：“血管狭窄都能放支架了，大隐静脉也没有必要留着。”

然而，从血管外科与血流动力学的视角来看，这样的结论有其明显局限：

首先自体静脉作为桥血管移植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次这种观点忽略了大隐静脉作为人体器官的长期价值。

【温馨提示】本文仅用于提供科普专业信息，不能替代专业医生的诊断与治疗。建议患者根据自身情况咨询专业医生以获得个性化的治疗建议。如需预约线下张强医生集团静脉曲张CHIVA中心门诊，请通过公众号“张强医疗科技”自助预约北京、上海、成都、深圳、济南连锁中心看诊。

在欧洲，CHIVA创始人Franceschi 教授长期倡导：大隐静脉作为人体器官的角色不应被忽略，它不仅仅是一段可以随时被“切除、闭合、硬化、烧灼”的血管。

在他的著作与文章中，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只要这条静脉仍然具有潜在价值，在任何破坏其结构之前，医生就有责任让患者知道——它可以被保留，也存在保留的治疗路径。

这首先是一个权利问题，而不仅仅是“技术路线怎么选”的问题。而我们今天就从伦理角度谈谈大隐静脉的去与留。

01

从静脉外科的发展回望：

大隐静脉从来不只是“能不能拿来搭桥”

在血流动力学尚未普及的年代，面对下肢静脉曲张，外科医生更多是从“形态”出发去解决问题。

剥脱、腔内消融、硬化等祛除性治疗之所以迅速流行，是因为它们直观、快捷，能在短期内明显缓解症状、改善外观。

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知识背景来看，这些治疗并无不妥。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视角发生了改变——

• 血流动力学的知识不断积累和体系的成熟
• CHIVA 理念在国际上被反复验证和讨论
• “保留结构、恢复功能”在多学科外科中成为新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隐静脉逐渐回归本位：

它不再是一条只能废除的“功能不全的静脉干”，

而是一个拥有被保留机会、长期参与静脉引流、具备结构功能与未来可能医疗价值的器官。

正如 Franceschi 在关于“保留大隐静脉伦理与依据”的社论中所强调的：在决定破坏之前，必须意识到这条静脉的潜在价值，包括但不限于移植物，也包括它在静脉网络中的生理角色。

02

Franceschi 所强调的核心：

不可逆损失之前患者应拥有真正的知情与选择权利

Franceschi 的观点，并不是简单地说“所有人都要保留大隐静脉以备将来搭桥”。

他的关注点更为基础，也更为普适：器官的不可逆损失，必须建立在充分知情和真实选择之上。

1. 大隐静脉：不是“管子”，而是有功能、有适应性的器官

在他关于盆腔与下肢静脉血流动力学的论著中，Franceschi 多次将大隐静脉视作一种“珍贵材料”，强调它在各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必要资源，应在决策前明确告知患者其潜在用途与意义。

他强调的并不只是“移植物价值”，而是几个层面：

它参与浅静脉向深静脉的引流，是局部血流调节的一部分

它具备活体组织的修复与重塑能力，可以适应不同压力环境

即便当前存在返流，只要流路被纠正，静脉本身往往仍有机会恢复功能

换句话说，大隐静脉并非“坏了就扔”的结构，而是一个在功能失衡中“被连带受累”的器官。

2. 去除器官前，知情权不是形式，而是边界

在一篇专门讨论“保留大隐静脉的伦理与依据”的社论中，Franceschi 直接提出：

在考虑剥脱、消融或闭合之前，必须向患者说明两件事：

存在保留大隐静脉的治疗路径（例如 CHIVA 等保守血流动力学方案）；

一旦大隐静脉被破坏，其结构和潜在用途属于不可逆损失。

在面向患者的教育平台中，这一点被表达得更加直白：

知情同意书中应当明确说明：大隐静脉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并且在未来某些场景下可能被用于重要手术；而 CHIVA 等保留方案在长期随访中并不逊于甚至优于某些破坏性治疗。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

器官一旦被去除，患者失去的不仅是当前的静脉段，还有未来所有的可能性；

医生无权在患者不知情的前提下，替他做出这样一个“永久决定”；

尤其是目前医学已经具备了保留器官的能力之后。

因此，伦理义务不在于“替患者选好”，而在于“让患者真正理解自己在做什么选择”。

3. “解剖资本 / 静脉资本”的概念

在后续的一些讨论和研究中，“大隐静脉作为静脉资本（venous capital、anatomical capital）”的概念被反复提及——

意思是：这是患者仅有的一部分解剖资源，一旦消耗不可重建，应当尽可能在科学前提下节约使用。

这并不是要夸大它的用途，而是提醒临床医生：

在具备保留方案的前提下，把大隐静脉简单视作“可以随手处理掉的多余结构”，在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03

现代血流动力学给我们的启示：

切除，不再是理所当然的终点

血流动力学带来的最大改变之一，是让我们重新理解“曲张静脉”这件事。

在严谨的描记和分流分析之下，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

曲张静脉团块，并不是病因本身，而往往是长期湍流与压强失衡的结果；

真正需要干预的是异常返流的起点（EP）、异常路径以及压力传导，而非简单的“把看得见的静脉全部去掉”；

许多静脉在流路被纠正后，完全有机会回到相对生理的工作状态。

在这样的前提下，“保留大隐静脉”不再是一种理想化的呼吁，而是一条可操作、可验证的临床路径。

CHIVA 及其变式在长期随访中的研究已经表明：在合适的适应证和规范操作下：

症状缓解与复发率不逊于、甚至优于传统剥脱PMC

皮下神经损伤、瘀斑等并发症发生率更低

最重要的是：大隐静脉及其解剖资本得以保留，为未来留下余地

这使得“切除”从一个默认选项，变成了需要经过权衡后才使用的手段——

它仍有位置，但不再是唯一答案。

伦理责任的重心：

不是夸大用途，而是尊重未来的不确定性

在讨论大隐静脉的去与留时，最容易出现的，是两种过度简化的说法：

“每个人都需要保留静脉用来做移植”——这并不符合事实；

“大隐静脉以后一定用不上”——这同样缺乏依据。

成熟的医学伦理，强调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承认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在此基础上尊重患者的选择。

因此，真正的重点在于：

1. 医生不能替患者“关掉一扇门”

以当前的知识水平，我们无法精准预测每一个患者未来二十年的心血管风险、动脉病变进程或其它疾病演变。

既然大隐静脉是不可再生的器官，在有保留路径的前提下，轻易去除，等于替患者提前关掉了一扇可能有用的门。

2. 不可逆损失之前，知情同意必须“实质化”

有相当一部分文献与倡议已经明确提出：在涉及大隐静脉剥脱、消融或闭合前，应向患者说明：

这条静脉可以不被破坏（至少在一部分情况下可以）；

保留方案（如 CHIVA）在长期疗效上已有证据支持；

一旦去除，这条静脉将永久失去，无论未来是否需要，都不再有重新“找回”的机会。

只有在这样的信息前提下，患者的签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择”。

3. 保留，并不等于牺牲当下的治疗质量

有了血流动力学支撑与成熟的保留技术，伦理不再是“理想主义”，而是很具体的临床实践路径：

在相当多的静脉曲张患者中，既可以获得满意的症状改善，又可以避免对大隐静脉的彻底破坏。

这意味着：“尊重未来可能性”不再是一种“与疗效对立的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可以被实现的专业选择。

04

结语：

医学的成熟，是在克制中获得的清醒

回顾外科的发展，很多学科都经历了从“切得更多”到“保留更多”的转变：

• 乳腺外科从激进性切除走向乳腺保留
• 胃肠外科从单纯追求切除范围，转向功能保留
• 肝脏外科从大块切除走向精准切除与剩余功能保护

静脉外科也正在经历类似的阶段。

在是否去除大隐静脉这件事上，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立场的对抗，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医学责任感——

• 不否定既往技术的历史贡献；
• 不与介入手段“对立”；
• 而是在已有证据与技术条件下，尽可能减少对人体器官的不必要破坏。

保护大隐静脉，并不是因为所有人都一定会用到它，

而是因为它本身是一段值得被尊重的器官，是患者身体的一部分解剖资本。

在腔内时代，在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

也许我们更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清醒：

@

有保留能力的今天我们可以多想一步

在可以选择不破坏的时候，

尽量保留；

在必须做出不可逆决定之前，

一定讲清楚。

这大概就是血流动力学时代，静脉外科所能达到的一种伦理自觉。